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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美丽与温和

2014年12月18日15:19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朱光 点击:

“美是凛然的东西,有拒绝的意思,还有打击的意思;好看却是温和的,厚道的,还有一点善解的。”这是王安忆写在《长恨歌》里的字句。她本人,兼具着美丽与温和。

王安忆是个拒绝被摆布的人,如果不是遇到她有兴趣谈的话题,一般不会接受采访。不过,想“偶遇”她可以去两个地方——话剧中心和复旦大学。前者是她热爱的剧场,后者是她任教的地方。作为编剧新手和中文系教授,她热衷于这两个身份更胜过“作家”。

有趣的是,散落在网上有关于她的文字颇多。除了“王安忆,上海人,中国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小说家之一。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主席等等”正儿八经的文字之外,还有粉丝搜集整理的“王安忆经典语录”等等表达敬意的文字。排名第一招人爱的句子是《窗外与窗里》中的:“我们要的东西似乎有了,却不是原来以为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要什么了,只知道不要什么;我们越知道不要什么,就越不知道要什么。”绕来绕去,却是真理。这句话的形式,也颇像她本人——作家,绝不是常人可以一眼洞穿的。

爱戏剧源自导演父亲

王安忆爱文学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她更爱的,是戏剧。她不一定会接受文学话题的探讨,但是一定到会到剧场去朝圣。她最喜欢与记者聊的话题之一是戏剧,一次在本报主办的新民艺谭上担任嘉宾,与著名导演赖声川对谈。听众期待导演与作家的“交手”,结果,她却像是替观众提问似的,热切向赖导求教,如何把剧本写得更好。你以为她挚爱赖声川导演的戏剧吧?其实也不尽然。与她谈及8小时长的《如梦之梦》的时候,正与她一起穿马路。她大踏步得冲在前面,蹬蹬蹬得穿马路,一边不时回头表示对该剧的不满足,一边观察着往来车辆。一到马路对面,她就认真而铿锵地表示,一身旗袍扮演老上海交际花的许晴“没有老上海味道。”

对戏剧的崇敬和憧憬,多半来源于父亲王啸平。很多人知道作家王安忆的母亲是作家茹志鹃,但不一定知道其父王啸平是以上海人艺导演的身份离休的,此前还在南京军区政治部话剧团、江苏电影制片厂、江苏省话剧团等单位担任编导和领导工作。小时候,她就跟着父亲去剧场,也有不少演员到她家里来玩,大家都是朋友。现在去话剧中心(1995年之后上海人艺与青话合并成话剧中心)看戏,经常能“偶遇”王安忆,她是作家中最经常去看话剧的,“凡是舞台上的我都喜欢”。

当编剧自觉太过温和

她对编剧的热爱除了父亲的影响,也是文字本身的要求决定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里十有八九是剧作家”,王安忆介绍道,“剧本比小说难写多了,是文学的最高峰。”小说可以意识流,但是戏剧就不能。她也写过两部话剧《金锁记》和《发廊童话》——都是根据原著改编。对于话剧编剧,她更为小心翼翼。《金锁记》改编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因为喜欢导演许鞍华执导、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半生缘》改编的电影,王安忆与许鞍华结了缘。许鞍华就此导演了王安忆编剧的《金锁记》。话剧中心和焦媛实验剧团分别上演过普通话和粤语版。

她与许鞍华的友情还持续到了今年公映的电影《黄金时代》,在片尾“感谢名单”里,有王安忆的名字——以女作家萧红的波澜一生为主题的这部大片公映版是2小时57分,此前,许鞍华曾经请她看过3小时40分的版本。在年初的一个冬夜,上海某宾馆会议室里,我看到她看完此片流下泪来。不过,面对剧组希望她提建议时,她也十分慎重地婉拒,怕是干扰了剪片。对于电影编剧,她其实也不陌生——陈凯歌导演的《风月》,就是王安忆担任的编剧。

最近一次尝试话剧编剧,也是2008年的事了。她改编的是自己的小说,曾经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发廊童话》。因为她对“初出茅庐的《金锁记》还不太满意。”这部话剧的主干,脱胎于哈代的小说《挤奶女的罗曼史》。但是她把它“现代化”为发廊妹遇到大款产生的“灰姑娘”童话。通常,她对发廊只是“误入”,所以“有一点点经验”。对于向来受到有关“脱离生活”的批评,她表示:“既不能为自己护短,也不能强求。创作,主要靠的还是想像力。我不对真实负责,我不是记者。”

“原创,我有先天缺陷”,王安忆认为自己的性格特征和写作风格,不适合原创剧本。“我比较温和,不会组织激烈的戏剧冲突。”在写《金锁记》剧本的时候,她就“吸取了教训”——“人物太多太拥塞”,所以《发廊童话》只有6幕,场景变化较少。王安忆说自己更喜欢小说的微妙与暧昧,可是在舞台上都要直接且清晰地体现,对她来说属于“挑战”。

拒采访除非为了戏剧

戏剧记者见到王安忆的次数要多于文学记者。因为王安忆觉得文学创作是个人的事,可以一个人代表说不;而话剧是团队的事,大家都为自己编剧的作品付出了太多心血,“所以有理由有义务为戏剧做必要的宣传。”而且,“有追求的作家最终都要成为剧作家,例如契诃夫、阿加莎·克里斯蒂等,甚至莫言、刘恒也写了话剧。”在她写过电影剧本之后,“我再也不想写了,因为电影剧本的写作基本没有挑战。”

她很直接地表示不喜欢做采访——不仅不喜欢被人采访,也不喜欢采访别人,哪怕是为了写小说、编话剧,也不会去做采访。“我觉得采访只能是个辅助性的元素。你采访的对象会要求你写一篇符合他要求的作品——所以我几乎从来不做采访。”她的体验还来源于《米尼》的创作过程。她到白茅岭去采访了14个卖淫女。她承认这个生活圈子是平常她不可能遇得到的。从这个意义上,那里的生活确实提供了很多素材。但是这些素材还不足以构成一篇足够有分量的长篇小说。最为关键的是,她还认为卖淫女在接受采访时说的未必是真话。她觉得14个女性都有对付警察的经验,不说实话是常态,而且作为女孩子,难免无意识地编织梦想——这两种内心成因复杂的元素交织在一起,自然真实性不足。但是,也源于此,王安忆对她们始终有兴趣。

王安忆曾在复旦中文系带硕士生。在带第一个学生的时候,传闻她太严格。“我没经验,她也怕我,后来我发现对他们的期望太高,现在我比较客观了,他们还要找工作呢。”对于80后作家,她并不太以为然:“二十几岁写作不是很正常嘛!”不过,她也不太轻易评价他们,“80后一个个骂起人来都挺厉害的,当然这也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对于大学与作家的关系,王安忆也分析得很辩证。她不相信大学能培养出作家,但是又觉得自己如果读过大学,那么无论是知识储备还是文字功力会更好,“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读过书。”因此,她本人是很有兴趣投身复旦校园的。1994年,她受陈思和邀请去复旦进行“明星讲座”时,主动申请,能否开一堂正式的课,并且不在于报酬高低。随后,大家一起克服了重重障碍,王安忆踏进了大学校园,一晃就是10年。不过,带硕士的过程也是逐渐与现实碰撞的过程——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学生反馈,10年来都愈发接近现实生活。

王安忆认为,写作如果没有很厚的积累,就需要卓越的想象力。不过,当下青年人的写作,往往是“孤立的一段校园爱情”,就是把自己从生活中脱离了出来,是视野的局限。不过,迫于学生们也终究要找工作的目的,她也不再强求他们必须从事文学这一行,“虽然能够理解,但是未免有点遗憾。”她带的三个学生,一个读了博士,一个去了时尚杂志,还有一个去了公司。

如今,她依然每天保持20万字的阅读量:“没有文字喂饱我,我会发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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