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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萌萌:看人生凝结成诗

2015年08月09日20:14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王萌萌 点击:

与八年前开始写长篇小说一样,我最初扛起摄像机拍片也是毫无经验的菜鸟。缘起是与香港一家公益基金会合作,对方在云南红河州做教育革新项目,想拍摄一部反映云南山区教育现状的纪录片。曾经在那里支教的经历和多年来与当地师生密切联系、为贫困学生寻找结对助学人的行为,让我看起来很适合做此片的编导。我也正在寻求新的突破,便接下这项工作,结合对方的要求和自己的构思,确定了以少数民族女教师的自我成长作为纪录片的主题。

一般情况下,不常上镜的普通人一旦面对镜头就会紧张,要么拘谨慌乱、要么夸张做作。马老师则很快就适应了我的镜头,她渐渐把摄像机当成了我的一部分,几乎忽略了它的存在。镜头前的她行动自然、哭笑随性,既无矫饰遮掩也无刻意表现。然而,拍摄者与拍摄对象太过熟悉对于纪录片的拍摄来说却未必全是益处,因为纪录片的真实性原则要求创作者保持客观和理性。但是每当我开始这项工作,就会默默提醒自己,不参与、不干扰,尊重人、尊重现实,绝不凌驾于现实之上。

传奇的纪录电影之父罗伯特·弗拉哈迪曾经说过:“你不可能像文学说得那么多,但却能以更强有力的方式说出你想要说的话。”因为影像比文字更加直接、更具有冲击力,可以触碰到人心最柔软的地方,从而引发共鸣。

一个傍晚,我们要去黄茅岭中心校附近一个寨子吃饭,路过一户之前拍摄采访过的女学生家。这个哈尼族女孩父母离异,跟外婆相依为命,平日主要靠上山采野菜和收废品维持生活。当时恰好碰上她和外婆收废品回来。一老一少两个矮小女子深深弯着腰,驮着捆扎在一起如小山一样的废纸板、塑料瓶。夕阳逆光下,她们慢慢走近,形态如负重的牛。看见我们,女孩赶忙卸下重负,跑进家中抱出两捆野菜送来。那是祖孙俩微薄收入的来源,马老师不忍要,女孩就硬塞给她。当我们收下,女孩笑起来,笑得那样喜悦和满足。马老师和同行的爱心资助人却都哭了。一直在拍摄的我,极力控制内心的情绪起伏,把镜头推近再推近,近到能看见泪珠从眼眶边缘溢出,顺着脸颊缓缓淌下,近到野菜汁水饱满的嫩梗和女孩伤痕累累的小手同样清晰。

拍纪录片最大的难点是,你永远无法准确地预计下一秒会拍到什么。有一次,我在马老师家中采访她,拍摄结束后,一名女生来求助。这个傣族的女孩父亲病重,姐姐摔伤了腰只能卧床,离家多时的母亲终于回来,却只是短暂停留。她哭着恳求母亲别走,得到的却是斥责与离弃。

她反复问马老师,是不是自己不够好,所以得不到母亲的爱,她因此从各方面否定自我,把生活中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自己。女孩的哭诉和疑问令马老师许久失语。也许她不知道怎样对一个五年级的孩子说清楚生活的残酷和人性的自私,也许她在思量如何能分担和消减对方的痛苦,也许她只是感到深重的无奈与疲倦。她的神情刹那间有极微妙复杂的变化,房间里静得时间仿若停滞,而我发觉随身带的两节电池电量都将用光。在电池彻底没电之前我仓促地拍摄了一会儿,来不及好好调整光线和角度,记录下的是不够理想的画面与声音。一年后,我再一次听到的关于这个女孩的消息,是她已经被父亲逼迫出嫁。那年她才十三岁。

囿于经费限制和同事的日程安排,拍摄此片期间我大多数时间算是孤军奋战。除摄像机外,一支三脚架和话筒等若干基本配件就是我全部装备。没有人打灯举反光板,更没有摇臂和轨道。不专业是必然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现有条件下多拍、巧拍。等待、重复、琢磨、尝试,保持敏锐、保持耐心、保持激情、保持真诚。

就是真诚,不论写作还是拍片,这是我素来秉持的原则。我理解的真诚是态度上的用心和方式上的恰当。我不懂玄奥高深的理论和精妙超绝的技巧,也不会为了片子好看刻意激化矛盾或者无中生有地编排什么,只是尽可能前往现场,不论是步行多时才能抵达的偏远村寨还是喧嚣熙攘的都市街头,尽可能贴近人心,不论是片子的主人公还是只采访十分钟的学生家长。

每次拍摄期间,从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我几乎摄像机不离手。每次有人想要帮忙,都被我婉拒。“人在机在”成了我的口头语。久而久之,右臂适应了这机器的重量,再也不觉得累。偶然一天,竟发觉右手掌生出了茧子。曾经因为嫌麻烦不愿带三脚架,尤其是爬山或者走长路跟拍的时候。回看素材时被关键处的晃动搞得懊恼不已,方知道拍片不能有丝毫懈怠。从此老老实实把三脚架随身带,不少同行人尤其是马老师的先生经常为我做背夫和助理。当拍摄现场的条件无法使用三脚架时,我就靠在门框上、树上、坐在石头上、地上,把机器放在腿上,桌椅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保持平稳。

稳定不但能保证影像的质量,还能激发创造力。当心随着身体沉静下来,不带有任何主观投射地纯粹地去看镜头里的影像,潜意识就活跃起来,所见所感都变得更加细腻丰富,灵感自然而生。

“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是日本著名的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始终坚持的信条。这位制作片子过程中以“尽可能待在现场”闻名的导演,为了拍片带领摄制组在日本最贫穷的山村里同农民一起种水稻,他的片子拍摄时间常在五六年、最长甚至达十三年。我当然无法也无力模仿小川导演的这种拍摄方法,但是经过这部纪录长片的制作,我深切体悟到时间跨度对于纪录片的重要性。

三年来拍摄的素材总长近六十个小时,只有我自己最熟悉它们,若想把片子做成我设想的样子,只能亲自做剪辑。整理素材花了很长时间,同时我开始写脚本、学习使用剪辑软件。然后现学现用,一点点摸索着剪辑。起初我一度困惑,担心这部片子过于平实。因为我的拍摄对象,不论是马老师还是其他在片子中出现过的人,都属于这世间最平凡的群体。他们的生活在正常的时间维度里看来再平淡不过,纵使有冲突变化也不足为奇。但是当剪辑进行过半,我有了新的看法。通过剪辑,将看似平淡的片段分解,将前后、远近、长短、快慢在不违背真实性的基础之上重组,就会形成富有戏剧性的观感。

这三年里,我拍摄的对象和我自己的生活都在改变。

马老师的女儿婵娟参加了高考,从云南山区来到上海读大学,走上了一条与他们当地祖祖辈辈女性都不同的路。我拍下了她高考的过程和大学一年级暑假在上海勤工俭学的片段。

我结对资助的苗族孤儿小美初中毕业那年失去了从小最疼爱她的奶奶,却在马老师和我的关怀勉励下刻苦备考升入高中。我拍下了她奶奶去世前一年的样子和小美上高中后的生活状态。

作为黄茅岭中心小学第一个学会使用电脑的人和微机课的任课教师,马老师是联结贫困学生与爱心资助人的桥梁,也是带领学生们了解外面世界的引路人。她付出爱心,收获了信赖,但同时也承受着误解和委屈。在本片拍摄期间,她的岗位被无故调动,如今的她是幼儿园班的老师。我拍下了她给学生上最后一节微机课时的不舍以及她现在带幼儿班孩子们做游戏时的欢乐。

原先连摄像机都端不稳的我,经过这一场摸爬滚打、边学边做的历练,从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集编导、摄、后期于一身,成为这部公益纪录长片《书术梦嫫》(彝语:女教师)的主创者。

最终完成的版本在我自己看来也并不满意,虽然我已尽力,却还是因为各种原因造成不少无法弥补的遗憾。但我无比感恩这首次拍摄纪录片的历程,因为它让我感受到良师益友们耐心、持久、不表露于外却实实在在的支持,更让我学会不时以出离和浓缩的视角看待生活,领略到无处不在的诗性。

倘若我们回头,将自己过往浓缩剪辑成一部影片。就会看见,每一点柴米油盐的琐碎,每一次默默承受的隐忍,每一分不见回报的付出,每一回看似无用的折腾;还有黑夜里独自流下的泪水和赶路中错过的景致……这一切,是组成今天之“我”的瞬间,也是通往明日之“我”的途径,更是累积力量、孕育从容、滋养丰盛,凝结成诗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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