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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雯:想写中国传统妇女

2015年05月29日16:25 来源:《北京晨报》 作者:任晓雯、洛洛 点击:

“疯子”方秦珉被隔离到孤岛上,在那里遇到了一帮形形色色的“精神病人”。正当她逐渐适应岛上的生活时,一场大逃杀已经拉开了序幕。在不断逃亡的过程中,她无意中发现了岛上可怕的秘密,与此同时,她的记忆也渐渐恢复,拼贴出令人震惊的真相……

《岛上》是任晓雯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2年前,几乎被公众遗忘,却得到莫言的瑞典语译者陈安娜的关注,在她看来,这是“一部引人入胜不忍释手的小说,从头至尾紧张惊险,扣人心弦”。

在严肃文学日渐凋零的当下,《岛上》将带给读者怎样的激动,能否成为先锋小说的兴奋剂?

我关注的“核”永远从人出发

北京晨报:怎么会想到写一群疯子在一个岛上的故事?

任晓雯(以下简称“任”):把故事放在一个岛上,能够架空时代和社会背景,以一种单纯而集中的方式,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种写法便于提炼普遍意义;而将故事置于大社会背景之中,则能在各种元素的碰撞之中,产生更复杂的意味。

北京晨报:很多人说《岛上》是一部“先锋”小说。你对“先锋”是怎样理解的?

任: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理解的“先锋”,是一个相对概念,与对主流趣味的疏离度有关。刚开始写作时,我渴望自己风格独特,因而对主流趣味有敌意。我留心别人在写什么,以便绕道而行。现在,这种焦虑感没有了。先锋或主流,也不太在意了。何为好文学,应该怎样写,我清晰而坚定,只管往一个方向扎过去。

北京晨报:你的长篇处女作《岛上》充满了超现实想象,而后来的《她们》、《阳台上》则细腻写实。你的写作怎会发生这种变化?

任:早期是个学生,又刚开始写作,对形式非常迷恋。后来在生活里翻滚,各种人情世故的细节扑面而来,写作也就“现实”起来。但我一直认为,现实主义是一个非常有包容性的传统,可以吸收很多元素。我的写作和人生都还在中途,未来的写作肯定会继续发生变化。

北京晨报:在你2010年后创作的小说里,能够看到很多社会新闻元素,比如传销、大叔萝莉……你如何处理现实呢?

任:现实很丰富,现实很难处理。如果你光是照着现实写,那新闻特稿的感染力肯定比你强,因为它是真实的,有种强烈的冲击感。你跟真实比真实,也是没有意义的,虚构有它自身的逻辑。我写新闻,想表达的是宽恕、同情、弱者和弱者的相处之道。这就是我找到的“核”。在这个“核”的基础上,我再加入我看到的“现实”,这是我的处理方式。而且我所关注的“核”,永远是从人的角度出发衍生,而不是从热点,因为文学本来最终还是一个人。

小说对我充满诱惑

北京晨报:这些充满“现实感”的故事你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呢?

任:根本不需要我主动发现。当下中国的现实太丰富了,它们都蜂拥而至,刺激我,只要我想表达什么主题,我就能从身边找到素材。我首先不是写作者,而是活在现实中的人。对于我想写作的人物,我要感受到他/她的呼吸,才会去写。我熟悉的是普通小市民、白领,这些人就在我脑子里走来走去。我不会按照想象去写什么,我不写农民工,因为我确实不了解,我如果看着他们蹲在路边吃饭就假想他们的生活那样没有意义,真正了解他们的人一看就知道不对味。

北京晨报:你是上海人,小说写作中也时常出现这座城市的身影。你觉得上海这座城市被书写的张力在哪儿?

任:人们通过文艺作品熟悉的老上海,其实主要是上世纪30年代的黄金时期;上海的精神面貌后来发生了巨大改变;80年代以来,因为种种原因,本已略有复苏的上海文化,又凋敝了许多。城市和人一样,随着时间流转,气质会变。

即使在今天,我们走在上海的南京西路上,看到世界顶级的奢侈品商店,但从商店后面转几个弯,绕到弄堂里去,会发现有人还住破蔽的平房,每天早上出门倒马桶。

这种复杂的面目,迂回的衍变,可能才是城市的真正魅力所在。

北京晨报:你以后的写作,会继续《岛上》里想像力的轻盈,还是会像后来的《她们》《阳台上》那样,充满现实的沉重?在小说的轻与重里,您更偏爱哪种?您自己想要写成什么样?

任:我对自己的风格,没什么特定设想。只有面对一个具体写作构思时,才会问自己:想要写成什么样?

小说对我充满诱惑,正是因为它永远达不到。它是一个需用毕生时间去不断上升和试图触摸的东西。

占据主流的依然是现实主义

北京晨报:有人说当代小说已经在内容上无法挖掘了,于是只能在形式、结构、语言上创新。你对这个观点是什么看法?

任:起码中国当代小说,绝对不是“内容上无法挖掘”。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国光怪陆离的现状,有很多值得写的内容。至于形式、结构、语言的创新,从现代主义之后,其实变得很困难。该玩的创新,多数都有人玩过。事实上,在我看来,现实主义传统是最具生命力的,它能够吸纳各种创新来壮大自己。流派纷呈,总有式微。占据主流的依然是现实主义。这是一种更为宽广的现实主义——加西亚·马尔克斯都坚持自己是现实主义呢。他认为神奇或魔幻只是每日可见的事实,绝不是作家“制造的”、“改变的”、“写得不可认识”的:“一切的现实,实际上都比我们想象的神奇得多”。我看到哈金一个访谈里说,他认识的几个作家,到马尔克斯故乡去看,发现小说里写的全是真的。

北京晨报:《岛上》让人有炫技之感。你后来的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则看起来比较老实。你如何看这其中写作技巧的变化?

任:从某个角度可以说,现实主义是一种更难的技术。像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技术很多,但到晚年,他却写了《霍乱时期的爱情》,风格一下变了,似乎保守了许多。仔细想想,其实《霍乱时期的爱情》更难写,就像炒青菜,谁都会炒两把,这种爱情小说谁都能写,但要想把它写得好,就像把青菜炒成山珍海味那么难。

马尔克斯写的都是鸡零狗碎的生活细节,比如一家人因为男主角把尿撒在马桶圈上吵了起来;当男女主角老去,男主角要给女主角写一封情书,用什么样的语言,用什么样的玫瑰花,马尔克斯都有精心雕琢。要写好这些内容,是非常难的,很容易让人觉得枯燥乏味,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生活,他把每个人都经历过的最普遍性的东西拿出来写,需要很大的勇气。

文学只分好的和不好的

北京晨报:你怎么看待“纯文学作家”这个标签?当下的语境里,这个标签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

任:我更喜欢用“非类型写作”一词。任何命名背后,都蕴藏一种权力。比如“纯文学”这词儿,细细想来,极为傲慢,因为在它指称之外,都是“不纯的文学”:通俗文学、类型文学、网络文学……或被“纯文学”看来,根本不配叫“文学”的文字。“纯文学”貌似一张质量合格证,实指一种出身与血统。

最近又要猜诺奖了,我想起村上春树,得诺奖的呼声那么高,不少人还觉得他不是纯文学呢。斯蒂芬·金是类型小说家,但他的部分作品,比很多所谓的纯文学都好。斯蒂芬·金怒批“知识界的势利和文学批评的种姓制度”,是有道理的。总而言之,我觉得最没必要存在的,是“纯文学”这个概念。我眼里的文学只分为:好的,不好的。

北京晨报:能说说你目前手头的写作计划吗?

任:在写一部叫做《好人宋没用》的长篇。宋没用,苏北女人在上海。生于1921年,卒于90年代。她属于刻板印象中的中国传统妇女。让人联想勤劳、善良、任劳任怨等优美品德,但也容易显得面目混沌。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中闪闪发光的女性,多是鲜活多汁、泼辣生风、敢于冒犯禁忌的。而我想写写“中国传统妇女”,原因之一,是总有这么个老太,在我脑海中走来走去。那是我的奶奶。浙江象山人,多话、执拗、心地柔软。除此,我对她的个人际遇,几乎一无所知,现在也再没机会了解。虚构宋没用,部分出于对她的缅怀。

《药水弄往事》,是对宋没用漫长人生描述的开始。我无意书写一个国家、或者一座城市的历史。我只愿写一写,一个最普通的小人物,如何随波逐流,苟且存命,如何忍耐巨大的苦难,穿过死荫的幽谷。如何在波澜不惊的外表下,经历最壮阔的内心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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