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4月20日10:43 来源：文学报 作者：刘恩平 点击: 次
多年来，上海文学界、学术界一直希望能建设一座上海文学馆，其功能要集收藏、展示、研究、交流和文化活动于一体。最近，上海文学博物馆总体规划专家论证会在沪举行。专家们再度呼吁：建上海文学博物馆，刻不容缓。我自然乐见其成。
文学馆如何建设、选址何处，固然重要。但我以为，文学馆除了担负一般博物馆的器物收藏和高校、科研院所的教育研究功能之外，哪些作家作品当有“资格”栖息于这个“圣殿”，恐怕得以理想兼理性的精神放开眼界，公允思量。因为，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才是物化建筑的灵魂所在、文脉所在。我们要以海派文学、文化的整体态势和个性特征去宏观审视，进而重构上海文学的“星空”版图，它意味着对上海文学史与文学气质的重塑，这是海派文化的应有格局，也决定着未来上海文学博物馆的“阅读空间”。此即真正活化的历史阅读与在场分享。
一座城市的品格与其文化的品格是相生相依的。今天，上海文学博物馆若遴选作家“星座”，我们当如何厘定文学史上的作家地位呢？或者说，当持怎样的尺度去评判其人其作呢？我以为，既非捡到篮里就是菜，也不能因人废文，更不能因噎废食。就上海文学的“谱系”而言，不单是地缘影响了文化，而是文化拓展了视域；不能仅仅是“鲁、郭、茅、巴、老、曹”，要辨清革命的文学不等同于文学的革命，还应拨云见日，沙里淘金；不必神化，亦非妖化，更非和稀泥，而是回归作家作为“人”的基本立场和复杂姿态，去蔽还真，端正源流，复观本貌。不揣浅陋，如何营构上海文学馆的阅读空间，也许以下谱系可供参照。
第一，精神秉烛的“双子星”
即鲁迅和巴金。
鲁迅长于理性，巴金偏好抒情，两人长期在上海定居，从事写作和文学活动。今日上海，鲁迅和巴金的故居分别在虹口区与徐汇区北南相望。鲁迅除了 《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 等集子在北京初版之外，大部分作品在上海发表、出版。而巴金几乎所有重要作品的面世都在上海，包括《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人间三部曲》等在内。
如果定要选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非鲁迅莫属。鲁迅一以贯之的人性披沥、灵魂剖析和哀怒关怀，直指历史、当下和未来，历久弥新而蜚声世界，尤其在日本、韩国思想文化界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而告别了早年作品对自由呼告的炽热悲情，晚年的巴金绚烂归于平淡，激越化作理性，其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和《再思录》文集，充满着作者诚挚的忏悔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可以说，以鲁迅为标志的批判精神和以巴金为标志的救赎精神，照射出20世纪前后时期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的两束极光，至今犹是我们不可或缺且需要不断唤起的不朽伟力。
第二，新旧交替的“爱恨者”
以张恨水、张爱玲为代表。可巧的是，两人名字中各有“爱”、“恨”。
这种“新旧交替”，既指作家的体验构成，也谓作品的叙事模式。张恨水的代表作有《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张爱玲的代表作有《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二张均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后被历史湮没。但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他们的作品又春光再现，热温不减，各种影视剧改编不可胜数。何以如是？张恨水一生创作了120多部中、长篇小说，洋洋三千万言，其作品发行量之大，以至洛阳纸贵、日夜争购乃成市面常态，非但中国现代作家中无出其右，今天任何一个畅销书作家也无法比肩。
然而，作为“现代通俗小说之王”，张恨水以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与西洋小说新技法融为一体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在国内高台教化的官方学界长期遭受冷遇乃至毁谤。文学批评家王德威如是评价张恨水：“他的重要性不亚于鲁迅、沈从文；他所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创作触动了整个时代对于庶民生活、消费、想象的庞大文学领域。”一语中的。这一派作家群体的流变，可以上起自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中延伸到包天笑（《上海春秋》）、周瘦鹃（《落花怨》）、秦瘦鸥（《秋海棠》）等，至周天籁（《亭子间嫂嫂》）、徐訏（《风萧萧》）、无名氏（《塔里的女人》）、苏青（《结婚十年》）、张爱玲而日臻成熟。张爱玲的小说，在充斥恋物教般的斤斤描述后，竟浑成一地苍凉，这的确是她的不二之魅。她是中国传统小说的末代传人，也是中国都市小说和现代小说集大成的第一人，尽管我对其作品的“潮腻”格调谈不上推崇至伟。
以上这些作品，在当时华洋共居、五方杂处的第一波上海城市化和国际化过程中，在农耕文明向都市文明衍变的阵痛中，虽大多沿袭的是传统“传奇”、“小说”、“三言二拍”以至《红楼梦》的“才子佳人”、“家族史诗”的叙说模式，却显示的是市民心理对时代变迁的惧怕、惊喜、怀旧和爱恨。其后，香港金庸的武侠小说、台湾琼瑶的言情小说，皆是这一民间语境中的风流翘楚。以性灵散文著称的林语堂，其1930年代在国外以英文写就的《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长篇小说，也是这一写作姿态在跨文化时空流离中的情难自禁。至于1960年代后崛起的白先勇（《台北人》），更是这一“余绪”的光大。当代上海的王安忆（《长恨歌》）、金宇澄（《繁花》）等，无疑是这一谱系的萌新与接续。也可看出莫言（《红高粱家族》）、阿来（《尘埃落定》）等作家作品与此不可忽视的血缘和基因。我们应该正视到，无论你喜欢或认同与否，市民文学依然是上海文学不屈不挠、以柔克刚的蓬勃根脉。
第三，流光碎影的“感觉派”
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为代表。
“感觉派”既与“双子星”的呐喊呼求迥别，更与“爱恨者”的徘徊折衷相异，“感觉派”是百分百的“现代派”和“都市派”，他们完全是告别传统、另起炉灶。他们沉湎光怪陆离的“摩登”，又制造身不由己的“镜像”。像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施蛰存的《将军底头》等作品，简直如同现代意识流加电影蒙太奇的“鸡尾酒”。这一谱系还可纳入早期的张资平（《苔莉》）、叶灵凤（《紫丁香》）等作家。
这一群体的作品在自负与自卑、庸常与前卫、狂欢与绝望、暴力与温柔的宣泄中，激烈摆荡着雅与俗、灵与肉、善与恶、美与丑的悖论，却又无法自拔，表现了“都市男女”主体角色的纷繁与迷失。比照今昔，可以说，当代先锋作家马原、格非、余华、苏童，乃至王安忆、莫言、阎连科等人都是这一谱系变异折射下的“再传弟子”。综上言之，通俗化的市民文学与精英化的先锋文学构成了海派文学的两大源流，一方面相互杯葛，一方面又枝蔓交错，但都具有非英雄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双重特质。
第四，都市场景的“浮世绘”
以茅盾、周而复为代表。
茅盾的《子夜》、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几乎以全景视角分别描绘了1930年代、1950年代两个不同时期上海工商业资本家的命运，其中的“革命+爱情”模式是对既往“家族+爱情”模式的变体，实是“爱恨者”谱系的改造。
第五，无家可归的“幻想家”
以郁达夫、钱锺书为代表。
无论是郁达夫式“热妄想”的自怜（《沉沦》），还是钱锺书式“冷幽默”的自嘲（《围城》），都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外文化冲突和家国身份裂变中的认同危机。这是“感觉派”谱系的延伸。
第六，破茧化蝶的“戏剧场”
自18世纪乾隆年间以降，中国戏剧文学的地位日渐失落，清末民初以来进入了挣脱前行的百年历程。20世纪上半叶，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等剧在上海的职业首演，标志着西洋舶来的话剧文学在现代中国本土化的成熟；徐志摩、陆小曼的《卞昆冈》象征着西方现代主义、唯美主义风潮在国内开出的另类“奇葩”；田汉的《名优之死》、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师陀的《大马戏团》及其与柯灵合著的《夜店》等作品，则是以现实主义话剧样式描摹中国底层群像而颇具民族风格的丰富收获；南薇根据鲁迅小说《祝福》改编的《祥林嫂》对“新越剧”的改革，激起了全国戏曲界文学意识的初步复苏。
下半叶，尤其是1980年代“新时期”以来，上海汇入了第二波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马中骏等的《屋外有热流》、赵耀民的《天才与疯子》等先锋剧，掀起了波及全国的“探索话剧”热潮；其后，姚远的话剧《商鞅》、陈亚先的京剧 《曹操与杨修》、罗怀臻的淮剧《金龙与蜉蝣》等标杆性作品，都以启蒙理性的重建和人文精神的重光，力图使历史人物寓说永恒困境，让乡土戏剧焕变都市品格，蹚涉着中国戏剧文学艰难匍匐的现代之旅。
第七，文学传播的“集散地”
这主要包括文学社团的兴盛和报业出版的繁荣。
上海历来是文学社团的荟萃地和新闻出版的大码头，许多作家自己也身兼报人和出版家，极大促进了文学的创作、争鸣与传播。像1920年代诞生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中国最著名的两个现代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成立于北京，总部却在上海，主要成员有郑振铎、茅盾、叶圣陶等，其宗旨主要是倡导“为人生”的艺术，基本倾向写实主义，办有《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文学周报》等刊物，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二百多种。创造社成立于东京，也壮大于上海，主要成员有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其宗旨主要是标举“为理想”的艺术，大抵心仪浪漫主义，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月刊》等刊物，出版了“创造社丛书”六十多种。此外，还有鲁迅、周作人、孙伏园等的“语丝社”，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等的“新月社”，田汉领导的“南国社”，以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其时上海重要的出版、报刊机构则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北新书局、开明书店、良友图书公司、晨光出版公司，以及《申报》《东方杂志》《礼拜六》《红玫瑰》《良友》《现代》《万象》等，它们都与上海乃至全国文学界的作家关系极为密切。
2015年是中国新文化运动诞生100周年，其始自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刊《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后移师北京，引发“五四”运动，辐射全国，影响巨大。由是，中国进入了现代化/现代性的百年跌宕。回首历史，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新起点上探讨上海文学博物馆的建设，对上海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新远航，富有积极而耐人寻味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