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4月02日14:01 来源： 文艺批评 关联作家：陈子善 点击: 次
一
前两年在深圳参加一个活动，与陈子善老师住在同一家宾馆里。晚上回房间时，迎面碰到子善老师。宾馆的走廊很安静，灯光清幽，他的身影愈发清秀，然而，嗓音却更加宏亮。他说“老周”——这是他对我的通行称呼，起初我总是诚恐诚惶，应也不是、不应也不是，后来熟了，觉得这位长辈没有架子，童心十足，也就坦然受之，而且嘻嘻哈哈，不时与他开个玩笑什么的。那天他高呼“老周”是问我：“你有没有董桥的签名本？”我摇头说没有，不等我说什么，子善老师说：“好，我明天到香港，见了董桥给你讨一本。”这真是当夜好梦，道了晚安各回房间。第二天晚上，董桥先生题着“立民先生如意”的《今朝风日好》就到了我手上。
这是我与子善老师交往的一个小镜头。这些年，我们碰面先是“有什么新闻”，或是我跟他请教书里书外的事情，再就是像地下党接头一样交换“情报”。人多的时候，子善老师会轻声问：“带包了吗？”我点点头，于是便心领神会地互换一个信封。当场也不打开，但是，满心欢喜，知道今天回家又有的看了。这“情报”是书，他的新书，或者觉得对我有用的书。我也知道他对书向来贪得无厌，有他喜欢的书总特意给他留着。不仅如此，还要留下不同的特殊的版本，他对书一往情深，这还不算，还要“一尘不染”。记得有一次，大约是送他一本《再思录》，腰封撕破了一点，下次见面时，他郑重地提出：“能不能换一本？”如此痴心，让花容失色也让我自愧不如。
所以，提起子善老师，我想到的不是什么教授、博导、名学者、网上大V，还有大家戏称的“张爱玲的未亡人”，等等，而是爱书人陈子善、书痴陈子善、书里书外的陈子善。这一方面是多年来我拜读他的大著得来的印象，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与他实际交往中走不出的主题。
二
多年前，那时我还不认识子善老师，却处处与“陈子善”碰面儿。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的学习者，我感到有一个陈子善的存在，简直是莫大的幸福。你想看什么，自己又看不到的东西，陈子善都能找到，都能给你编出书来，让你大快朵颐。最早是郁达夫的多卷本文集，接下来是周作人的集外文，梁实秋、台静农、叶公超、黎烈文、张爱玲、周越然、邵洵美、林以亮、桑简流、董桥、陈之藩……我无法统计这个名单有多长，反正，做学生时的印象，刚刚知道某个名字，想看某一本书，陈子善已经编好了。那些只闻其名不见其书的人，或者连名儿也不曾听过，但是看了书便忘不了这个人的，陈子善都给你准备好了。“陈子善”，人如其名，就是现代文学界的大善人啊，哗啦啦，把那么多财宝挖掘出来，大手一挥，就送到我们的面前了。
这位大善人也一定遭到不少人的羡慕嫉妒恨，怎么有那么多作家和作品，经他一“发掘”就引人注目了呢？怎么我们也天天泡图书馆，却泡不来那么多作家佚文呢？莫非，真有神助？神助，我没有看到，子善老师发掘资料的神功，我却见识过。某一年，我们一起去长沙的一位朋友家里聊天、看书。这种事情常有，不过，我最多就是开开眼，长长见识，还有朋友们聊天的兴奋而已，想不到，这样的轻松、愉快的场合，子善老师照样能够进行他的“学术活动”。在朋友的书房里，随便翻翻书，他就翻出了一条“资料”，大约是他欲寻而不得的（他不得的，我们就更是不知道了），立即欢喜满脸，要来纸笔，抄录出来。一点也不夸张，那就是在大家喝茶聊天、分分秒秒间的事情，传说中搞史料的什么十年板凳冷之类的，我都没有见到，我见到的只有轻松愉快和子善老师的满脸得意。
这种神奇哪里来？可以说是一种特有的敏锐，像他自述对张爱玲研究的介入那样，1985年，在编辑知堂集外文时，他查阅《亦报》《大公报》等老报刊：
我无意中见到了署名“梁京”的连载中篇《小艾》。当时我已读过美国“张学”专家水晶先生的《论张爱玲的小说艺术》一书，记得书中透露“梁京”是张爱玲的笔名，而且是唯一的笔名，张爱玲本人也已经承认。但《小艾》从不见“张学”研究者提起，夏志清先生的名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未提，水晶先生书中也未提。因此，我几乎不需考证，就断定这是张爱玲的佚文。欣喜之余，立即影印了寄给远在香港担任《明报月刊》助理主编的黄俊东先生。（《〈说不尽的张爱玲〉（增订本）序》，《自画像》，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8月版）
这段话很值得细读。首先是作者轻轻地说“无意中见到”，天下哪有这等“无意”！如果说子善老师，仅仅发现了一篇《小艾》，我们可以说他撞大运，是“无意”。可是，看他2015年出版的两大卷《张爱玲丛考》（海豚出版社2015年8月版），里面有多少张爱玲的文章是他“出土”的啊，此书涉及张爱玲集外文、笔名发掘和考证，部分作品版本考证，生平经历和文学活动的考证，以及书信、绘画作品的考证等，几无虚言，都是实实在在的干货，这些是“无意”能弄出来的？进一步说，如果子善老师，仅仅是做了张爱玲一个人的辑佚和研究工作，这么说也罢了，爱玲眷顾嘛。可是，翻开他的书，有多少作家的集外文在他的慧眼中得以重见天日，秘诀是什么，法宝在哪里？我没有问子善老师，我想就是问了，他也许会像巴金关于写作的回答一样：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无技巧”，有什么？靠的恐怕还是硬功夫。子善老师的一篇短文，也是“无意”中泄露了他的职业秘密，他谈到的是去徐家汇藏书楼查资料的事情。“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我参加了《鲁迅全集》书信部分的注释工作，到藏书楼查阅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报刊就成了我每周必做的功课。”“我每天早上八时半进藏书楼，埋头苦读、摘抄，到下午四时半走出藏书楼时，已是夕阳西下时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精彩画卷就这样慢慢地在我眼前展开、鲜活。”（《生命里一段重要而美好的时光》，《梅川书舍札记》，岳麓书社2011年11月版）练就了这一身“硬功夫”，才有以后的谈笑风生中一招命中的本领，这也是每一个在学问上有成就者的不二法门。
再接着细读。子善老师说，当时他已经读过水晶的《论张爱玲的小说艺术》一书，记得书中“梁京”是张爱玲的笔名。这个关键的细节透露出他涉猎之广，而且得风气之先。包括他的港台文学的研究，也都是这样。那是1985年，很多人的眼界都停留在什么地方，他居然会注意到水晶这本书，何况，当时恐怕他也没有跻身“张学”之列的宏愿。这是一个学者的眼界、知识、素养，子善老师可谓眼界开阔，兴趣广泛。这一点他自己也不否认：“我访书求知的范围其实更广更杂，诸如外国文学、古典音乐、藏书票艺术，甚至中外性学，等等，各类书刊我都注意收藏；各家学说，我也略有涉猎。”（《〈捞针集〉自序》）把子善老师写过的作家，编一个人名索引，我想已经涨出了一部现代文学史——因为，我们文学史里不载的作家，他已发现了很多。可是，看他这段描述，我们看到的还不过是冰山一角，他没有拿出来的货多着呢。生活里的陈子善，也可以印证他的话，就举玩微博、微信这个例子吧。往昔，连上网都不上的子善老师，在手机时代，很快把自己玩成了大V，兴致勃勃地面对各种问题在发言，嬉笑怒骂，深情款款，繁琐考证，样样都有，正能见出子善老师之兴趣广泛，兴致盎然。手机里有一个大海洋，他正是以这种对知识的热情遨游其中，以致开会、吃饭、过马路都沉醉不已。
一篇《小艾》或许不能说明问题，可是随后的“处女作”“少作”发掘以及相关史料的钩沉，连“祖师奶奶”都被震撼了，这就大成问题了。夏志清先生也“看不懂”了。他谈到当年在《明报月刊》上读到陈子善谈《小艾》发现过程的文章：“凭我早在《明报月刊》上看到的几篇文章，陈子善不是专研二三十年代的作家的吗？怎么一下子他又变成了一个道地的张爱玲专家了呢？那几年大家都想看到几篇张爱玲的佚文，但谁又有陈子善的本领和福气，能找到一篇从未出过单行本的中篇小说呢？”（夏志清：《〈说不尽的张爱玲〉序》，《自画像》第204-205页）这又让我不能不说道作为学者的陈子善，其敏锐中包含着对于学术方向的认识和把持，用陈寅恪的说法，对学术的“预流”的判断。陈子善向张爱玲研究的“转向”，最终不是偶然的、无意的，而是有一种非常自觉的意识在其中的。他说：
如果钟叔河先生不委托我编订周作人佚文，我就不会去查阅《亦报》，不可能发现《小艾》，也就可能与张爱玲无缘。其实，我当时的研究课题很多，郁达夫研究、周作人研究、梁实秋研究、台静农研究，我均有浓厚的兴趣，对这些作家生平和创作史料的搜集整理也都初具规模。但我意识到张爱玲研究在大陆还刚刚起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特别是对张爱玲史料的搜集整理几乎无人问津，这既是不正常的，也是与张爱玲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所不相称的。我应该潜下心来，花上数载，致力于我所擅长的关于张爱玲生平史料和佚文的查考。我相信持之以恒，一定会有收获的。（《〈说不尽的张爱玲〉（增订本）序》）
这里，“但我意识到……”后面的话很重要，重要的是陈子善看到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也意识到某种“不正常”，而他对张爱玲文学地位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判断的，有了这些，再“潜下心来，花上数载”，“持之以恒”，才大有收获。如果要考察一个学者是怎样长成的，我想，子善老师的张爱玲研究可以窥一豹而知全斑。
三
读子善老师的书，与他同行在“探幽途中”，总有一种“发现的愉悦”。他的文章平实、简短，却总能在习焉不察之处给人以惊喜。按说，这样的考证、辑佚、钩沉的文章，常常会给人以枯燥之感，可是读他的文字，我从未有这样的感觉。恰恰相反，我会从一本书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听取一段饶有兴趣的故事，更能够在感受历史细节的同时若有所思。读完了，还要有所行动：把家里的文集、全集、传记拿出来，子善老师谈到的相关处，做好标注、修正或补充，因为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言之有物的，都有硬史料在的，也许是纠正了前人之说的谬误，也许是补充了人们未曾注意的史料，对于研究者来讲，这就是送宝来了。
我的得宝之欢喜，常常被这种阅读“带到沟里去”：我忘了自己的目的，抓起他的某一本书，读着读着就放不下。这里有学识、眼光，还有趣味，正是这种趣味深深地吸引了我。在这方面，他的代表性作品可推《签名本丛考》（海豚出版社2017年5月版）一书。这里是一个趣味主义者的集中展示，对书的迷恋，从装帧细节到内容；对题签的解读，那些在岁月迷雾中的往事慢慢凸显；对一种时代风气的沉醉，历史的追怀与现实的感怀；还有个人“生命的记忆”，从得书经过到与作者的交往，等等。这些让那些可怕的“乾嘉之学”变得可亲可爱，让文学史变得可感可触。
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样的话：“对像我这样的爱书人来说，收集签名本，特别是前名家的签名本，是人生一大乐趣。我所珍藏的签名本中，有友人割爱惠赠的，有从拍卖会上好不容易争得的，但绝大部分是跑旧书店，逛冷摊时于无意中得之的，所谓可遇而不可求，所谓有缘是也。”（《我买到了萧友梅签名本》，《海上书声》，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他还说过：“书海像大海一样浩瀚，我爱书，生活中不可一日无书，书海徜徉，每有发见和心得，辄喜不自胜。”（《〈捞针集〉自序》）我们则是在他的这种“喜不自胜”中分享了这种喜悦。对于故纸的迷恋，也研磨成为一种习惯和趣味：“十多年来，只要条件许可，我就会端坐在灰尘扑面的旧报刊堆中，翻动那些发黄发脆的纸页。那个已离我们远去的年代的人和事，又重新在我眼前出现、晃动，有时清晰，有时模糊，不断引发我的遐想和沉思。这在我已养成一种习惯，或者更确切地说，已变成我的一种爱好了。”（《〈遗落的明珠〉跋》）当这些趣味渗透在文字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时候，形成了子善老师文章特有的风格。它不滥情，很节制，在这背后还有一个学者的文学史眼光。子善老师有一本书叫《这些人，这些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里面回忆了很多与他有过来往的前辈。这样的文章，好写也不好写，说好写，那些大名人们都有丰富的素材搁在那里，随便拎几条就行，特别是有过个人交往的，写一篇友情流水账也不难。不好写在于，恰恰那么多人都写过了，你凭什么再写一篇？读子善老师的这类文章，我发现他的“主体”思想从未缺位过，他写这些人，不仅是友情的记录，而且常常是发挥他自己的特长，披露一些史料，提供一些史实，都是有“料”之文。在此之外，对人物和著作的估定也是有尺度有标准的，他对他们的评价的话未必很多，却让我明白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在文学史视野下”不是无的放矢。很多爱书人也在写书话，痴情相通，然而，较之子善老师这样的文章，差距在哪里？也正是“在文学史视野下”。
在“文学史视野下”，子善老师却少作空洞的“大文章”，他抓的都是细节、侧面、微观的问题，以小见大，这与“趣味”或许正相对应。趣味，最怕的就是大而无当。由此说来，子善老师大约是当今学界中凤毛麟角的趣味学派领袖了。这么说，我丝毫没有贬低他所作工作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而是我认为它另有价值、更有意义。特别是在一片项目、工程的论文和专著的海洋中，这样的“趣味”不恰恰是在一个浓烟滚滚的屋子里让我们探出头来呼吸的一口清新的口气吗？
对当下的学风、文风，甚至是学术体制，陈子善多年前就曾有这样的感慨：
我长期在大学里讨生活，但我从不申请“科研项目”（同事申请，列名以示支援，当不在此列）。这固然与史料学研究不受重视有关（如果我申报一个“张爱玲作品版本研究”，一定会被以为没有“理论价值”也没有“现实意义”而得不到批准），也与我的个人“偏见”分不开。我对填不完的申请表格、写不完的课题申请深感厌烦。我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非要根据所谓“课题指南”来获得认可，“学术自由”何在呢？不是你的研究课题还“八字没有一撇”吗，为什么非要“论证”它会有所创新和有重大突破？为什么有了“科研项目”（说穿了无非有了若干千元或万元科研经费），就好像学术水平也随之“财大气粗”起来，高人一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赞成一些有识之士提出的改革乃至取消这种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人文社科“科研项目”申报制度。不过，兹事体大，自有主其事的官方和学界高人从长计议，用不着我来瞎操心。（《〈发现的愉悦〉序》，《自画像》）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他坚持学术趣味主义的宣言（他看重的是“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谁都知道，在当今，能够坚持这些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使付出了代价是否能坚持下来，都是个问题。然而，平常嘻嘻哈哈的子善老师，在这一点上，不仅偏执，而且越偏越远。他的几十本著作中，我找不出几篇像当今学报上发表的那种“论文”，即便是最像论文集的一本书《从鲁迅到张爱玲：文学史内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我看到的也都是“考”“考略”“札记”“序”“识小录”等，在当今“学术”大帽子下，这样的文章实在不够气派、堂皇和壮观。我想，以子善老师的智慧，装装样子给自己的文章弄点框架、理论，整点儿“学术”外衣，也就是举手之劳，可是他执拗地随性地写下去，这就有点意思了。他还有一本不大被人谈起的书：《迪昔辰光格上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
虽然与他学术趣味一脉相承，钩沉、考证和发现，将老上海丰富多彩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但是我认为这是一本有情的书， 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的一份回报，是对这个城市文化的护卫更是一份道义。当然，这样的文章，“学”不“学术”，似乎又成为一个问题。对此，他有清醒的认识和自我的价值判断。他说：“这本小书里的文字，当然都没申请过‘科研项目’，也不是正经的学术论文，大都不符合‘学术规范’，但我自信是有点学术的。最起码，它们是我的研究心得。它们发掘了一些重要作家的佚文，考订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文坛史实，解决或部分解决了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悬案或疑案。说得学术一点，它们是现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微观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一些实例。书里虽然没有多少理论上的阐发，但我对现当代文学史的思考已蕴含其中矣。我想，这就够了。”（《〈发现的愉悦〉序》，《自画像》）他也说过，不管外面的行情如何，“继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要紧”，他甚至觉得，自己虽然在大学执教几十年，“不大像‘学者’而更像‘文人’，文人气颇重，是好是坏，自己也没弄明白”（《〈看张及其他〉楔子》，《自画像》）。我真要为这种“文人气”重的学者而欢呼，人文学科，本来就关乎心，关乎情，失去这样的生命温度，它的价值又何在？“学术”难道就是庄严地制造标准流程下的玩偶？如此看来，趣味派陈子善不仅不应视为当今学术体制下的另类，而且对于改变学术风气、生态别有意义。我们也必须给子善老师戴上一顶大帽子才与他几十年来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学术活动价值和意义相称。
我看到的不是戴着大帽子的子善老师，而是文章写得越来越自如越随兴的陈子善。2012年3月起，他在《文汇报》上开设“不日记”专栏，以日记体的外形，“在短短八九百字极为有限的篇幅里，探讨一个文学史小问题，考证一件文坛遗事，发掘一篇作家集外文，评价一本旧籍或新书”（《〈不日记二集〉题记》），挥洒自如又信息丰富，叙事、议论、考证、分析融入一炉，这是子善老师的趣味主义在文体上的重大探索。它让我看到唐弢书话、黄裳题跋的影迹，又看到了陈子善的性情，乃至这个时代清雅文人的趣味。这组文章结集成书的有三集（山东画报出版社，分别于2013年7月、2015年5月、2017年3月出版），还正在继续刊出，它远远偏离了高头讲章的基本“学术”方向，而充满陈子善式的道路自信。虽然篇幅短小，但是每每读来都让我欢欣鼓舞，心有所得。子善老师说：“我喜欢跟人聊天，特别是跟有共同兴趣的文化界朋友聊天，在咖啡馆、红茶坊或没有震耳欲聋音乐的酒吧聊天。即使给研究生上课，也喜欢采取漫谈式的，交流式的，一杯浓茶在手，无拘无束地聊上两三个小时，胜似正儿八经的照本宣科。这样的聊天，往往会更容易碰撞，迸发出思想的火花，我的许多写作和编选课题就是在这样的聊天中不期而至的。”（《与陶杰兄聊天》，《海上书声》）读子善老师的“不日记”，正有这种聊天的感觉，仿佛一见面，听着他高声在问：“老周，最近有什么信息？”不等我回答，他迫不及待地说上了：“我最近……”
四
人称“大侠”的胡洪侠，有一次“胡言”：一个活动中有陈子善和某某人在，这个会就没法安生开下去。为什么呢？子善老师好插嘴，辩驳，抬杠，自然都是充满着考据精神的，常常让主持人哑口无言，而让吃瓜的群众们哈哈大笑。在那样的庄严中，陈子善教授的不庄严让很多庄严没法儿庄严下去。这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品性，不经意中就给纸糊的高大上的灯笼捅了一个大窟窿，使之真相毕现。然而，每一个活动似乎都少不了子善老师，我在筹备一些活动时，大家在商量邀请人选，还没有等我出口，就听到很多人在说：陈子善，陈子善，请陈子善。子善老师也是老少通吃，万人敬仰啊。我曾经看过一文，神秘地写道：“今天中午，我有莫大的荣幸，陪子善老师去逛了琉璃厂……”这口气，犹如陪皇上下江南一般。这也点化了我，赶紧吹嘘：“我还曾跟子善老师同居一室呢！”——不全是“吹嘘”，同去开会时，就有此荣幸了——想不到，话一出口，便揩来众多敬仰的目光，纷纷问我：“你也认识陈子善？”让我好不得意。
鲁迅说郁达夫身上没有“创造气”，我想子善老师没有“大人物脸”，没有“史料气”。前者，每一个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感觉到，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晚辈，他不但平等对待，而且也常常纵容，使大家抓鼻子上脸，时常与他没大没小地开着玩笑。在学术上，工作中，有困难有问题，请子善老师出山解决，他几乎都是有求必应，让人感受到一种特有的热情。至于“史料气”怎么说呢？或许是我的一种偏见，但是，的确也是我亲眼所见，某些做史料的人有一种脾性，总觉得自己得了倚天剑屠龙刀，或者《九阴真经》什么的，是天下秘珍，是谁也见不到的，洋洋得意，溢于言表。这种喜悦的心情可以理解，然而由此形成的某种“唯有老子有，天下都不知”的心态，着实令人厌烦。体现在文章中，或故弄玄虚，米粒大的材料都能被整个大象屎一样庞大；或自立顶峰，教导别人：这样的东西你们都不知道；或教师爷面相，给别人的文章补一点材料，都是盛气凌人的。这样的人纵有小才，也掩不住格局之小、德性之薄。然而，子善老师出了那么多的书，写了这么多的文章，你去翻一翻看，有哪一篇是这样的？他扬人之善，也指人之短，但口气、态度却大不一样。
比如他对《周作人年谱》“成就与不足”的评价，实实在在，以理服人。他充分肯定该书的成就：周作人鲜为人知的生平资料也不断地被查考证实，这些在增订本中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反映。对初版本的一些疏漏、不妥和错讹，增订本也尽可能作了订正。特别是对于谱主作品的“全篇”、谱主的“全人”及其所处的社会状态，增订本力求更为客观、全面地予以展示。因此，比之初版本，增订本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无疑是大大提高了一步。与此同时，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然而，周作人的文学创作极为丰富，周作人的文坛交游也极为广泛。所以，尽管编著者作了‘极大努力’，增订本还是存在若干不足……”他从周作人一些作品的最初出处失录、初版本个别错误未能纠正、散佚作品未能著录等方面来说不足，且以多个实例补订。最后，又非常理解地说道：“百密难免一疏，何况是为周作人这样有六十多年漫长而又复杂的写作生涯的作家编纂年谱？虽然存在上述这些错失，增订本的研究参考价值还是不容置疑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周作人年谱》增订本能再作修订，使之成为更完备翔实的研究周作人的工具书。”（《成就与不足——〈周作人年谱〉增订本略评》，《双子星座——管窥鲁迅与周作人》，中华书局2015年5月版）论争不必泼妇骂街，纠谬完全可以心平气和，这种与人为善地讨论学问，相信每一个与之讨论者，不仅大大受益，而且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对人物的评骘也是这样，子善老师都能设身处地地从历史情境出发，给予理解而不是苛求。他谈鲁迅研究者张向天：“他思想进步赤诚爱国，热烈拥护新中国，但由于身处海外，难以看清国内六七十年代复杂动荡的政治形势，有时也就免不了受骗上当，他在‘文革’后期写过二篇吹捧‘石一歌’的文章，即为一例。所以‘四人帮’倒台后，一时难免为人们所误解，以至他晚年心情悒郁，在给我的信中也有所流露。但我认为这是不能苛求张先生的，充其量不过是白璧微瑕。这点失误，与他的成就相比，毕竟是次要又次要的。”（《忆张向天先生》，《这些人，这些书》）他谈到自己与戈革误会，既坦诚述其缘由，又能客观评价得失，且从戈革先生的内心感受出发，换位思考来理解这位寂寞的学人。他说：“戈革先生是名符其实的学贯中西，博通古今，而且才艺兼备，像他这样优游于‘两种文化’之间，有主见有个性有情趣的知识分子，当今之世，已经是凤毛麟角了！虽然他一直被别人误解，也难免误解别人，但他的学术文化成就和耿直为人是不应被我们遗忘，值得我们深深纪念的。也许到了圣洁的天国，戈革先生会谅解沈兄的过失，但愿他们两位‘相逢一笑泯恩仇’。”（《向来喜怒形于色，只为吾心太不平——纪念戈革先生》，《这些人，这些书》）
所有这些，我认为都体现了一个学者的心态、气度和格局。毫无疑问，子善老师一直持有非常开放的心态，这从他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格局中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他是从做《鲁迅全集》的注释走上文学研究的道路的，由鲁迅出发，他居然走向鲁迅的“对手”新月诸子的研究，由此又不由得关注那些身居海外的作家，继之又扩散到对港台作家的关注。这些能够让我们看到子善老师的包容性、开放性，平和、宽容和大气的心态。在他的论断中，也能够看出，他很少做那种非黑即白的“唯一性”的评判，而处处以兼容并包的姿态容纳不同的观点、不同的选择。这么说，不等于说，子善老师没有观点、喜好，恰恰相反，他的态度也很鲜明，只不过，他并不以自己的观点一律天下的观点而已。他为陆小曼抱不评就是那么赤裸裸：“《人间四月天》扬张（徐志摩第一任妻子张幼仪）捧林（林徽因）抑陆（陆小曼），虽然极尽煽情之能事，实在毫无道理。在我看来，张幼仪虚伪，林徽因矫情，只有陆小曼最真诚。”“也许是偏见，如果非要在三者之中作一选择，笔者是宁取陆小曼而弃张幼仪和林徽因的。”（《被误解的陆小曼》，《素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5月版）一个学者，不仅对学术发言，还要对流俗直言，近年来，保守主义回潮，对于很多“五四”时代的价值观念在“反思”的帆布下，有着不容讳言的倒退，子善老师在“三者之中”的选择很明确地彰显了他的价值取向，也彰显了学术研究的道义性。
谈到道义性，或许有些太一本正经了，似乎与子善老师会场中嘻嘻哈哈的形象对不上号儿，然而，他的学术选择难道不也有很严重的道义性在其中吗？我们可以看一看，他曾谈及自己学术研究重点：
本书中论及的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梁实秋、孙大雨、戴望舒、钱锺书、张爱玲等各位，都是我喜爱的作家，他们多姿多彩而又备受争议的文学历程深深吸引了我。而在现代文学史上他们也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很难设想，没有这些熠熠闪光的名字，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将会是什么样子。然而，长期以来，他们在中国大陆的“遭遇”实在令人扼腕，不是被视为异端，就是被打入另册。经过这几年步履艰难的“重写文学史”，他们的成就已经逐渐为人们所承认，所推崇，这是一个进步。遗憾的是，关于他们创作生涯的史料还有不同程度的缺失，他们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和重要的文学活动仍被埋没，这就大大妨碍了更为准确、全面地认识这些作家。有鉴于此，我在查阅原始报刊时对这些作家给予较多的注意，收获也较为丰硕，也就理所当然了。
我所从事的这项自以为很有意义的工作，曾被钱锺书先生戏称为“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页一），其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遗落的明珠〉跋》，《自画像》）
剥去了历史的背景，我们经常倒因为果，以为子善老师研究的作家都是大红大紫的，不，这话应该倒过来说：经他的“发现”和研究，很多作家才大红大紫的。或者说，在作家的发光路上，也有陈子善加上的一把柴禾，子善老师是他们的隔代知音啊。他研究的那些人，曾因各种原因被冷落、被遗忘、被抛弃，而他在努力把他们唤回来，还原他们的本来面目，把历史的真相呈现给我们，这些对于重新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格局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和价值。
姜德明先生曾经这样写过子善老师：“陈君为人热情，出口声如洪钟，有时北上开会或访书，必然抽暇到寒舍小坐。我平时的嗓门儿也不低，陈君到，彼此大鸣大放，了无禁忌。每次送走陈君后，妻子必然给以嘉奖：‘好么！这声震屋瓦的男高音比赛总算收场了。’”（姜德明：《〈捞针集〉序》）子善老师不仅有嗓门，还有大肚量、大气度、大格局。尽管他自称写的是“四不像”的小文章，但是他的研究对象之一、周作人一辈子写的不就是“小文章”吗？有几个人敢站出来跟知堂先生比大？这样的文章信手拈来，一本接一本，子善老师也同样令我敬佩。今年春节，为了写此文，他的书摊满了我家的书房和客厅，蔚为壮观。我太太适时发表妇人之见，说什么：到处都是书，又把家里弄得那么乱。我立即斥之曰：这算什么“到处”，子善老师家才到处都是书呢，记得连通往卧室的过道里都堆满了。——我打算找个时间，带她去子善老师家接受一下现场教育，也是在子善老师的著作之外，我们来一次与现实结合的再教育。
本文原刊于《传记文学》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