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颖：我笔下的女性都不软弱，她们有能力自救

“好像在更久之前，唐颖就已‘生活在别处’！”“唐颖好像一直在飞。”说起上海女作家唐颖，众人的印象一致：这是一位一直在路上的写作者。以纽约和上海双城为背景，唐颖新作《上东城晚宴》日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谈到写作由来，唐颖说：“这个故事在我心里已经发酵了10多年。” 

唐颖初至纽约是在新世纪初，“那半年一直沉浸在前卫艺术的氛围里，去了50多个小剧场，几十个画廊，和不同国家艺术家交往。”两年后，唐颖又孤身一人重返纽约，一年时间里“见到很多人、遇到很多故事”，“《上东城晚宴》的素材就是在那段时间积累的，虽然我当时没想过写这本书，但作家的本能让我不论走到何处都在拼命观察。我没有做笔记的习惯，但在多年之后，那些人、那些事仍让我难以忘怀，就成为我写作的动力。” 

《上东城晚宴》的女主人公里约是一个来自上海的自由职业者，她到纽约的目的，并不像前几代移民文学的主人公那样，被迫寻落脚、讨生活。虽然她并不富裕，却有着自己的生活轨道。虽然有对物质的追求，对自由、先锋、丰富多彩生活的向往，也能坚守自己的底线。在面对可以自信掌控两人关系的艺术家“于连”时，因为女主人公的这种背景，两人的关系也带有了挑战与对抗的精神性质感。 

“我写的是一个知性女性，因此她最后能够抽身而退，没有完全崩溃掉，这就是她的现代性所在”，唐颖说，“一个现代女性有足够智商和常识，她知道这段关系是短命的，但又被这段关系锁住，在这段关系里，女性一直在挣扎，这又是沉痛性所在。作为对手的那个男性，他本身的身份地位是复杂的，他是成功的，有一个不可以完蛋的家庭，这个家庭有利益关系，但在这段短暂相逢的关系中，他又自信心十足，觉得可以掌控这段关系，遇上来自上海的知识女性，旗鼓相当的对手，这一段情感就变成一场战争。法国新浪潮电影《祖与占》中有句名言，世界大战结束了，但个人战争将永久下去，指的就是这种情感关系。男女关系中的阻力不是来自外部，而是他们自己相处之间产生的阻力，这个阻力带有一种内在悲剧性。” 

“唐颖说她是2000年她纽约的，在我看来，她更早已经在那里，在纽约、巴黎等很多地方。”上海作协副主席孙甘露说，这一两百年来，中外影响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文学巨大的转变在很多人身上刻下烙印，有的是以文体的方式，有的以对现实生活的重新观察描述，有的同时发生在文体和现实生活记忆两方面。“唐颖的这部小说适合年轻人读，也适合心仍年轻、年龄不再年轻的人回望青春；这本小说也可以看作是上海和纽约的对照记，这两个城市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常说上海不仅是一座大城市，还要成为一座伟大的城市，伟大的城市需要有伟大的艺术家，不同国家的艺术家聚集在一起，实际上是纽约的国际性的重要来源，在这方面，上海与纽约的对比，值得玩味。”

“纽约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一个黄金城，不是在这里赚钱，而是给自己赚一个经历，当他以后过着平庸的生活时，会想起曾在纽约冒险过”，唐颖说，到了纽约才发现，城市的阶层鲜明，每个地区、每个街道住什么人，完全不一样，”大都市是冒险的地方，也是人来人往的地方，在这里可能有一段遭遇，也许这段遭遇会影响你的一辈子，也许只是过眼云烟，我的小说试图写出国际超级大都市背景下的人际关系，其实和上海非常呼应，上海现在也在向越来越超级化的方向发展。有人这样开玩笑，到了纽约，活得最自在的还是上海人。” 

“这部小说如果换一个名字可以叫《朋友的朋友》，女主人公一开始就是赴‘朋友的朋友’之宴，才和‘于连’相遇。”在孙甘露看来，“朋友的朋友”近乎一种隐喻，小说里的人物关系虽然有家庭，有离异的前妻、前夫，但这所有关系从小说中的角度来看，都处在“朋友的朋友”这种关系里，他们所面临的不是日常家庭，而是家庭的前史或破碎后的处境，彼此都是朋友的朋友，并非最直接密切的，“在纽约这样的城市，不会碰到和你一起20年30年的人，都是很临时的关系。临时的关系叠加在两性男女感情关系层面上，使得这个关系显得更加动荡。这种动荡具有一种都会性，只有在大城市里才会发生，看似可能性很多，但实际上是严重板结的社会结构，这扇门看着一推就开，但谁都不会去推。”

“上海是女作家非常多、实力非常雄厚的城市，她们的观察面、角度、方法都很不相同，使得上海的女性作家创作呈现出非常丰富、复杂的面貌”，孙甘露说，唐颖是非常上海的，也是非常女性化的，同时又是非常都会、非常支持女性的，她对日常生活充满细微观察，小说里写到的衣食住行社交活动，所有细节都写得非常用力和仔细，又和人物的处境非常妥帖，“很多小说经不起推敲，这部小说是很可靠的。” 

“我书中的女性人物都不软弱，她们不会让自己输得一败涂地，我赋予她们的现代性，还表现在她们有能力自救。在真实的人生，许多女性不都是内心怀着伤痛，对着外部世界微笑，在充满挫败的生命路途上，必须不断打起精神，调整表情，让自己体面地生活下去？”唐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