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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观察:母语有关思念,他乡的语言代表着梦想和未来

2016年09月13日15:40 来源:张熠 作者:研究室 点击:

11日下午,巨鹿路675号上海作协大厅里汇聚的人群至少带来了他们的五种“母语”:沪语、普通话、英语、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秋日,厅外淅淅沥沥的雨水与厅内的多语种交相应和,迎来以“母语在他乡”为主题的2016上海写作计划首场中外作家交流会。

上海作协副主席孙甘露主持交流会,与西班牙作家努里亚·阿诺、安娜·卢比奥·范多斯,阿根廷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安吉拉·普拉德利,《收获》杂志编辑、青年作家走走四位女性作家共同畅谈母语表达的魅力。

“祖母从不用意大利语祷告”

“身处语言相异的人海中,于我而言极富魅力。我毫不畏惧那些外语,反而挺喜欢听着丝毫不懂的语言行走在街区中。无论何时身处此境,我总会忆起祖母:她来自意大利,但一战后被迫移民阿根廷。”安吉拉·普兰德利以西班牙语讲述了祖母的故事,“祖母的祷告常常涌现在我的脑海中,她常用意大利语谈论日常生活要事,但却从不用来祷告,她用来祷告的一直是移民国家的语言——西班牙语。”

为什么意大利祖母不用她的母语祈祷?这个问题构成了安吉拉·普兰德利对母语乃至语言使用的最初思考。她无数次回到这样的场景:温暖的夜晚,自己和祖母二人在她的卧室里,耳边是混淆在一起的祖母的祷告声和呼吸声。“每次回忆时,我都有种语言虽是自己的母语却仍然无法理解的感觉。”安吉拉·普兰德利试图重新聆听祖母的西班牙语祷告,思索着祖母是如何根据话语的性质来选择语言,“用意大利语的祖母很愤怒,这是她生气、诅咒、大笑和谈论秘密的语言。她用意大利语诅咒,用西班牙语祷告。或许她在寻找一种新的话语,这样她就能逃离记录了过去的空缺和迷失的语言。”

阿根廷是一个由多文化组成的国家,安吉拉·普兰德利的祖父母分别来自不同的文化地域,她逐渐理解了祖母对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不同态度,“在一个国家里,当它并不说自己母语的时候,一个人总感觉自己是局外人,处在这个国家文化的边缘。也许她在祈祷的时候,是用一种更崇高、高尚的语言与上帝对话,这样便于自己更容易被新的文化所接受。”

在交流会现场,安吉拉·普兰德利用西班牙语诵读了自己的文章《向世界发声》,里面有这么一段:“有几个夜晚,祖母坐在高高的床上晃动双腿,祖父抱着枕头仰头熟睡,祖母则翻腾着一个装满写着意大利语纸张的鞋盒。她打开信件,用低沉的声音读给我听,她还给我看了一些背面有寄语的照片和意大利亲友寄来的教友卡。而祖父对此一无所知。”在安吉拉·普兰德利看来,母语有关思念,而他乡的语言则代表着梦想和未来。

“这是我们对加泰罗尼亚语的礼赞”

对西班牙作家努里亚·阿诺和安娜·卢比奥·范多斯而言,加泰罗尼亚语、西班牙语都是她们的母语,而加泰罗尼亚语作为少数派语言更令她们所珍视。

来上海之前,努里亚·阿诺正在写剧作家萨尔卡·维尔特尔传记。萨尔卡是研究葛丽泰·嘉宝电影脚本的专家,也是30年代好莱坞著名的流亡犹太人。当萨尔卡第一次踏上美国土地时,她与美国人的交流就像一部默片——只能通过手势或简洁的词语伴着凝视、微笑或拉长脸来相互交流。对努里亚·阿诺来讲,从嘉宝的故事到萨尔卡的故事,这本传记本身便关乎语言、关乎新文化的融合。 “母语在他乡是自我和他者的概念,我们如果没有一个他者的角度是不可能发现自我的。”这是中国青年作家走走的理解。

努里亚·阿诺用加泰罗尼亚语创作长篇和短篇小说,但在写另外一些小文章、散文或是传记时也使用西班牙语创作。“母语写作在选词上更为准确,更能感受到一种音律的节奏。”努里亚·阿诺认为语言之美在其音乐性。她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在语言和语言之间的转化过程中,她认为,首先需要放空体会原文中的美,再用新的语言重新填写,“翻译的时候,我要用一种新的语言来再次审视原文中的每一个含义和音乐性。有时脑海中闪现的原词会带着所有的美一闪而过,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的词语慢慢地填满那些空白,一个接一个,就像出现在高压线上的一只只小鸟。”

安娜·卢比奥·范多斯则带有加泰罗尼亚文化中特有的诗意和感性,她在《佩特内拉调》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在我离开祖国时,我没掉一滴泪,那些背井离乡不能言说的千言万语都被装入口袋。”她形容,“在我的祖国,人们有泪不轻弹。我们不哭。但我们的祖先通过他们特别的声音来表达悲哀。”声音构成了语言,而语言则以特别的声音来表达加泰罗尼亚文化中的悲哀、喜悦、泪水和拥抱。

1975年出生的安娜·卢比奥·范多斯,目前担任高中加泰罗尼亚语教师,而她写作主题就是正视自己的母语,“我的母语加泰罗尼亚语是少数派的语言,很多时候它会逐渐失去自己的存在感,譬如很少人去用,它就逐渐会失去自己的用途。我想说的是:每一种语言都有足够能表达说话者情感和各方面用途的能力,都有自己的存在价值。”因此,她的写作是为了在新的文化中寻找一种归属,到一个新的地方把自己的语言像种子一样播下去,然后用自己的声音、血液使土地肥沃,使种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我的整个作品和我今天所说的话都希望成为对我的母语加泰罗尼亚语的礼赞。”

母语、他乡或写作本身都是通向自我一种方式,但找到恰当的表达自我的方式并不容易。孙甘露以一件趣事描述这个微妙的难题,“普通人的文化里面有一些禁忌,这个禁忌来源于很多东西。2014年来上海参加国际文学周的一位作家,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原来是印度人,他的身份是很复杂的。他父亲是一位非常不成功的短篇小说作家,一辈子就想表达自己,但是一辈子就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恰当的讲述自己生活的方式,因为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不能谈论自己的悲伤。”

在探寻母语与自我表达的道路上,安吉拉·普拉德利的祖母用意大利语诅咒、用西班牙语祷告;努里亚·阿诺用加泰罗尼亚语创作女性以及小人物的故事;安娜·卢比奥·范多斯则以略带悲伤、有着忧郁歌词的传统歌谣《佩特内拉调》缓缓吟唱。这一切都关于母语,也关于自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语,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有的艺术魅力、历史底蕴。据悉,今年“上海写作计划”以“母语在他乡”为主题,邀请了10位来自阿根廷、波兰、西班牙、美国、以色列、丹麦、新西兰、俄罗斯8个国家的作家来沪。上海及中国文化对她们来说,显然是大洋彼岸的“他乡”。

台下的中国听众好奇外国作家对中国诗歌的看法,对此,安娜·卢比奥·范多斯以感性的语调加以回应:“我是诗歌的孤儿,这正是我缺乏的部分。中国的诗我只读过翻译成西班牙语的诗歌,我不记得作家的名字,但记得读中国诗的感觉,它非常感性、润泽、丰富。这次到上海四处可以感受到诗的感觉,这也正是我本次中国之行的目的,感受诗歌性、感受文化中的诗意。”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外国作家们将参加上海作协组织的多项文学活动、拜访上海作家家庭、与大学生交流等活动,希望借此在上海这座城市感受彼此母语的奇妙魅力,在不同的语言环境里对自己的母语生出不同的敏感。

图:杜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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